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發1日指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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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1944年4月至12月於河南、湖南和廣西貫穿三地進行的豫湘桂會戰（日本稱為「一號作戰」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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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日軍傾全力調動資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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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卻讓中共活動的敵後區壓力頓時鬆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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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蔣中正在戰場失利也令他威信動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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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本以為有美軍裝備的30個師和青年軍等可用以反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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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不料戰爭結束太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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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種下日後國府失敗的遠因。
陳永發在中研院近史所「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」研討會中，以「毛澤東為什麼感謝日本侵略」為題發表演講。他指出，日本人認為，蔣在西安事變後有左傾與中共合流可能，為防國民政府聯共聯俄而「教訓」蔣，不料戰後中共擴大勢力，非日本人始料所能及。國府號召團結抗日，中共也發表《共赴國難宣言》，但答應的條件背後都有「地雷」。
毛澤東路線 影響勝負
陳永發說，例如，都講為三民主義奮鬥，中共另以馬克思解釋三民主義，而將之分不同階段作出異化詮釋；又如放棄暴力沒收地主土地，但中共從未放棄階級鬥爭；最重要的是，中共從沒有放棄對軍隊控制權。雖改編「紅軍」為「國民革命軍」，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管轄，但國府從未真正掌握共軍。
陳永發指出，中共當時是希望國府能承認「一國兩體制」，名義上奉國府為正朔，實則形成「國中之國」；而蔣介石領導的國府則整編共軍開入山西戰場，希望中共在共同抗戰下能漸融入體制。
事實上，中共在抗戰時期是經過一場激烈的內部路線鬥爭，結果成為影響戰後國共內戰勝負的重要轉折。1937年底由莫斯科回國的王明，接受蘇聯建議與國府合作，並將日本人拖在中國戰場；但毛澤東路線主張建立敵後根據地，形成軍隊作戰的基礎結構，以利戰後徐圖發展，兩條路線完全相反。
對中共壯大 反應不及
武漢保衛戰，國府已無實力堅守武漢，國共在武漢一度形成的和諧合作局面也就完全失敗，毛澤東路線勝出，中共在敵後廣大農村腹地不斷擴張根據地。
隨著日軍向西挺進，敵後地區範圍擴大，1944年是蔣介石信心滿滿的一年，共產國際解散，開羅會議召開。陳永發認為，蔣以為敵後戰場失利只要取得國際地位，並在美國人幫忙下，大局足可把握。不料日本人發動大戰而戰爭結束太快，國府不及因應，中共則應變得宜，由延安約4萬部隊到戰後約150萬軍隊，統治約1億人口。所以，毛澤東1964年7月10日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等人時親口說感謝皇軍，日本侵華是其壯大關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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