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中國廣東大鵬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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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乘一隻偷渡的小快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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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十五分鐘就到了香港。蛇頭把我扔在香港郊外的荒山野嶺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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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就這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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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我的漫長的流亡生涯開始了。那是1992年10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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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身為中國政治犯的我結束牢獄生活不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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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因為接受法國記者採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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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協助拍攝長沙的勞改監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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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被迫逃往他鄉。那時我的心情憂慮、茫然而無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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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類似於藏傳佛教所說的在生與死之間的「中陰階段」。腳下的故土已經失去，一個舊我已經死去。但我不知道新的歸宿在哪裡，不知道有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我，不知道一個新我將會變成什麼樣子。歲月榮枯，星河轉換。絕望與希望交織，不幸與幸運同在。在有家有國不能歸的漫長流亡途中，我在各種不同的人性要求之間煎熬，在親情與個人尊嚴、公共責任之間掙扎。時光無情地溜走，流亡者就這樣老去。我為什麼流亡他鄉？在1989年5月之前，我在中國湖南邵陽師範專科學校（現為「邵陽學院」）中文系教書，過著教書、帶孩子的平靜生活。1989年5月北京學生絕食時，平時對政治沒有什麼興趣的我，看到北京學生絕食，不由得著急起來。那一次，我不顧學校對教師的禁令，跟著本校學生的遊行隊伍上了街，才走到市中心，記起上小學的孩子要回家吃中飯，就半途退回，買菜做飯去了。到了五月二十六日，我仍然和前些日子一樣，夾著課本到空蕩蕩的教室裡晃一下後，樂得清閒，就去辦公室給女友打電話，約好去某個商店買衣服。放下電話，碰上我的兩位學生，一位姓黃，一位姓周。這兩個學生是本校學生運動的組織者，他們剛從本市廣場示威回來，滿腔激憤。富有詩人氣質的黃對我說，他們準備上北京去自焚，因為李鵬政府下達了戒嚴令，用軍隊威脅要求民主的學生，他們兩個決定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，去殉中國的民主事業。我頓時嚇壞了。結結巴巴地，我努力勸說他們，說爸爸媽媽把你們養大多麼不容易，你們應該珍惜生命。但兩位年輕人決心已下，我的勸說無效。慌慌張張我跑回家裡，和丈夫商量，決定要對那兩位學生的生命負起責任。帶著錢包我就往火車站跑，追上了那兩位學生。呼嘯的火車把我們帶向已經被軍隊和坦克包圍的北京。一到北京，我們就加入了大遊行的隊伍。此後，兩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支起紅色的小帳篷，掛起寫著學校校名的旗幟。看到他們的情緒已經穩定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住到朋友家，每天在廣場、北大等地東看看、西瞧瞧。在北京的那一個星期，給我上了生平第一場民主政治課。雖然我出身黑五類，在文革時期飽受政治迫害，但我以前幾乎是一個「政治白癡」。在北大等地閱讀一張張激動人心的大字報後，我明白了什麼是民主，什麼是人權。我這個後知後覺的人，在當時有了被啟蒙之感。五月底的天安門廣場，靜坐的學生已經大都換成外地學生了，幾百面鮮豔的旗幟招展，非常壯觀。我的學生這時已經增加到五人，我每天去廣場給他們送盒飯。有時間我就一個一個帳篷觀望。看到一些大學生坐在那裡看書，問他們為何不回去。他們說，要等到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召開，讓軍隊撤出北京，他們就回校參加考試。那些男女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青春朝氣，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後來六四屠殺發生，我在發表強烈譴責李鵬政府的演講時，眼前就閃現著那些年輕大學生的身影。在北京的後幾天，我聽到中國政府的大廣播播送一個公告，勸告各地大學生回校。公告說在六月三日之前回校的師生，旅途一律免費。我看學生們在廣場紮營多天，日曬雨淋已經夠艱苦，暫時看不出會有什麼結果，就說服他們跟我回去。六月一日下午，我拉著五個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，一路免費乘車回湖南。回家之後發生的事情，後來記錄在《湖南省邵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》裡，即我在六四前後多次發表譴責李鵬政府的演講。1989年12月24日，我的案件在湖南邵陽工運人士李旺陽之後開庭審判。因為李旺陽只是普通工人，當局給他重判了13年刑期，開庭時聽眾寥寥無幾。勇敢無畏的李旺陽，在法庭上仍然譴責李鵬政府鎮壓學生的罪惡。在獄中，李旺陽長期遭受酷刑。入獄23年後李旺陽出獄，卻在醫院裡「被自殺」。他的命運是我們心中永遠的痛。而我因為是高校教師、知識份子，對我的審判在湖南邵陽獲得了廣泛的同情和關注，我因此只以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」被判了三年。在法庭上，我理直氣壯地為自己做無罪辯護，上千聽眾（包括學生和市民）激動地為我鼓掌。自我開庭之後，有關方面規定所有政治犯都不許開大庭公開審判，只能開選擇聽眾的小庭。後來我那畢業於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央政治大學的老父親為我上訴，他說：「你們在判決書裡只例舉了我女兒的五句話，就給她判了三年刑。」判決書中作為我的罪狀的幾句話是：「法西斯政府對人民的血腥鎮壓」、要「修一座更加高大、更加壯麗的民主女神塑像」、「要以李鵬政府下台的捷報，去祭奠烈士的英靈」等等。1992年我出獄後不久，接受了法國一個記者隊的採訪，揭露監獄政治犯的情況。結果，採訪我的記者在北京被拘留，錄影帶被沒收。香港的人權組織通知我立即離開中國前去香港。我到香港一開始在九龍的餐館裡洗盤子，後來做時事雜誌的編輯。半年後我攢了一點錢，讓丈夫和兒子按照我原來的偷渡路線逃出來。1993年10月底，我們一家作為難民被聯合國難民署送往瑞典。流亡的苦澀與悲哀有人說，坐牢的痛苦在於其不可承受之重；流亡的痛苦在於其不可承受之輕。實際上也不都是如此。在初入獄時，我曾企圖自殺抗議，絕食，割腕都失敗了。最後我學會了適應環境，在長沙女子監獄時，我擔任女犯教師，辦起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班，當時還很有點成就感，因為我在女犯人中培養了一批人才，給一些犯人和他們的親屬帶來生活的希望。而流亡北歐，從一個壓迫人的專制國家流亡到自由的民主國家，應該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但現實卻並不如人們想像的那樣輕鬆。離開祖國的流亡者，語言不通，舉目無親，很快就會遭遇到陌生、隔閡與孤寂。就像是一棵樹，將自己連根拔出熟悉的土壤，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栽培，其適應的過程不乏艱難苦澀，就像中國人說的「橘逾淮為枳」。在陌生的語言環境裡，流亡者往往很難融入當地的社會與文化，都有一個如何安身立命的問題。例如奧地利作家褚威格，他原來熱愛旅遊探險，自認為是世界主義者，後來為逃避納粹而流亡英國和巴西，雖然很受移居國的歡迎，但被迫的流亡，很難成為一種快樂的安居。褚威格在流亡中痛苦懷念過去的歐洲，忍受不了缺失感的折磨，最後自殺而死。我所居住的瑞典北方小城有一位伊朗難民，他也忍受不了流亡的孤寂，自殺而死。很多流亡作家、藝術家因為與故鄉阻絕而痛苦萬分，因此書寫了很多泣血的回憶。流亡文學因此成為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個著名的現象。在中國骯髒的女牢備受煎熬之時，我曾經蜷縮在獄牆一角，閱讀托爾斯泰的名著《戰爭與和平》。書中的主人公彼埃爾說：「沒有一種生活，人在其中，是完全自由和幸福的；也沒有一種生活，人在其中，是完全不自由和不幸福的。」即使在監獄裡，我還可以不屈不撓地抗爭，在自己熟悉的語言文化中找到生命的價值。但一旦流落異國，我是永遠的離鄉背井，永遠的放逐者與邊緣人。也許我可以這樣概括：在流亡之前，我們被體制的牢籠所壓迫；在流亡之後，我們被自由的虛空所圍困。曾經在1948年的中東戰爭中成了難民的美國文學理論家薩伊德說過：「流亡想來有一種奇怪的吸引力，但體驗起來卻是可怕的。它是強行在人類與其原居地、在自我與其真正的家園之間的一道難以彌合的裂縫：其根本性的悲哀是永遠不能克服的。」（上）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