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亡北歐20年

從中國廣東大鵬灣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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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乘一隻偷渡的小快艇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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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十五分鐘就到了香港。蛇頭把我扔在香港郊外的荒山野嶺上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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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就這樣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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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我的漫長的流亡生涯開始了。那是1992年10月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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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身為中國政治犯的我結束牢獄生活不久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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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因為接受法國記者採訪,協助拍攝長沙的勞改監獄,被迫逃往他鄉。那時我的心情憂慮、茫然而無助,類似於藏傳佛教所說的在生與死之間的「中陰階段」。腳下的故土已經失去,一個舊我已經死去。但我不知道新的歸宿在哪裡,不知道有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我,不知道一個新我將會變成什麼樣子。歲月榮枯,星河轉換。絕望與希望交織,不幸與幸運同在。在有家有國不能歸的漫長流亡途中,我在各種不同的人性要求之間煎熬,在親情與個人尊嚴、公共責任之間掙扎。時光無情地溜走,流亡者就這樣老去。我為什麼流亡他鄉?在1989年5月之前,我在中國湖南邵陽師範專科學校(現為「邵陽學院」)中文系教書,過著教書、帶孩子的平靜生活。1989年5月北京學生絕食時,平時對政治沒有什麼興趣的我,看到北京學生絕食,不由得著急起來。那一次,我不顧學校對教師的禁令,跟著本校學生的遊行隊伍上了街,才走到市中心,記起上小學的孩子要回家吃中飯,就半途退回,買菜做飯去了。到了五月二十六日,我仍然和前些日子一樣,夾著課本到空蕩蕩的教室裡晃一下後,樂得清閒,就去辦公室給女友打電話,約好去某個商店買衣服。放下電話,碰上我的兩位學生,一位姓黃,一位姓周。這兩個學生是本校學生運動的組織者,他們剛從本市廣場示威回來,滿腔激憤。富有詩人氣質的黃對我說,他們準備上北京去自焚,因為李鵬政府下達了戒嚴令,用軍隊威脅要求民主的學生,他們兩個決定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,去殉中國的民主事業。我頓時嚇壞了。結結巴巴地,我努力勸說他們,說爸爸媽媽把你們養大多麼不容易,你們應該珍惜生命。但兩位年輕人決心已下,我的勸說無效。慌慌張張我跑回家裡,和丈夫商量,決定要對那兩位學生的生命負起責任。帶著錢包我就往火車站跑,追上了那兩位學生。呼嘯的火車把我們帶向已經被軍隊和坦克包圍的北京。一到北京,我們就加入了大遊行的隊伍。此後,兩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支起紅色的小帳篷,掛起寫著學校校名的旗幟。看到他們的情緒已經穩定,我就放心了。我住到朋友家,每天在廣場、北大等地東看看、西瞧瞧。在北京的那一個星期,給我上了生平第一場民主政治課。雖然我出身黑五類,在文革時期飽受政治迫害,但我以前幾乎是一個「政治白癡」。在北大等地閱讀一張張激動人心的大字報後,我明白了什麼是民主,什麼是人權。我這個後知後覺的人,在當時有了被啟蒙之感。五月底的天安門廣場,靜坐的學生已經大都換成外地學生了,幾百面鮮豔的旗幟招展,非常壯觀。我的學生這時已經增加到五人,我每天去廣場給他們送盒飯。有時間我就一個一個帳篷觀望。看到一些大學生坐在那裡看書,問他們為何不回去。他們說,要等到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召開,讓軍隊撤出北京,他們就回校參加考試。那些男女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青春朝氣,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後來六四屠殺發生,我在發表強烈譴責李鵬政府的演講時,眼前就閃現著那些年輕大學生的身影。在北京的後幾天,我聽到中國政府的大廣播播送一個公告,勸告各地大學生回校。公告說在六月三日之前回校的師生,旅途一律免費。我看學生們在廣場紮營多天,日曬雨淋已經夠艱苦,暫時看不出會有什麼結果,就說服他們跟我回去。六月一日下午,我拉著五個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,一路免費乘車回湖南。回家之後發生的事情,後來記錄在《湖南省邵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》裡,即我在六四前後多次發表譴責李鵬政府的演講。1989年12月24日,我的案件在湖南邵陽工運人士李旺陽之後開庭審判。因為李旺陽只是普通工人,當局給他重判了13年刑期,開庭時聽眾寥寥無幾。勇敢無畏的李旺陽,在法庭上仍然譴責李鵬政府鎮壓學生的罪惡。在獄中,李旺陽長期遭受酷刑。入獄23年後李旺陽出獄,卻在醫院裡「被自殺」。他的命運是我們心中永遠的痛。而我因為是高校教師、知識份子,對我的審判在湖南邵陽獲得了廣泛的同情和關注,我因此只以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」被判了三年。在法庭上,我理直氣壯地為自己做無罪辯護,上千聽眾(包括學生和市民)激動地為我鼓掌。自我開庭之後,有關方面規定所有政治犯都不許開大庭公開審判,只能開選擇聽眾的小庭。後來我那畢業於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央政治大學的老父親為我上訴,他說:「你們在判決書裡只例舉了我女兒的五句話,就給她判了三年刑。」判決書中作為我的罪狀的幾句話是:「法西斯政府對人民的血腥鎮壓」、要「修一座更加高大、更加壯麗的民主女神塑像」、「要以李鵬政府下台的捷報,去祭奠烈士的英靈」等等。1992年我出獄後不久,接受了法國一個記者隊的採訪,揭露監獄政治犯的情況。結果,採訪我的記者在北京被拘留,錄影帶被沒收。香港的人權組織通知我立即離開中國前去香港。我到香港一開始在九龍的餐館裡洗盤子,後來做時事雜誌的編輯。半年後我攢了一點錢,讓丈夫和兒子按照我原來的偷渡路線逃出來。1993年10月底,我們一家作為難民被聯合國難民署送往瑞典。流亡的苦澀與悲哀有人說,坐牢的痛苦在於其不可承受之重;流亡的痛苦在於其不可承受之輕。實際上也不都是如此。在初入獄時,我曾企圖自殺抗議,絕食,割腕都失敗了。最後我學會了適應環境,在長沙女子監獄時,我擔任女犯教師,辦起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班,當時還很有點成就感,因為我在女犯人中培養了一批人才,給一些犯人和他們的親屬帶來生活的希望。而流亡北歐,從一個壓迫人的專制國家流亡到自由的民主國家,應該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,但現實卻並不如人們想像的那樣輕鬆。離開祖國的流亡者,語言不通,舉目無親,很快就會遭遇到陌生、隔閡與孤寂。就像是一棵樹,將自己連根拔出熟悉的土壤,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栽培,其適應的過程不乏艱難苦澀,就像中國人說的「橘逾淮為枳」。在陌生的語言環境裡,流亡者往往很難融入當地的社會與文化,都有一個如何安身立命的問題。例如奧地利作家褚威格,他原來熱愛旅遊探險,自認為是世界主義者,後來為逃避納粹而流亡英國和巴西,雖然很受移居國的歡迎,但被迫的流亡,很難成為一種快樂的安居。褚威格在流亡中痛苦懷念過去的歐洲,忍受不了缺失感的折磨,最後自殺而死。我所居住的瑞典北方小城有一位伊朗難民,他也忍受不了流亡的孤寂,自殺而死。很多流亡作家、藝術家因為與故鄉阻絕而痛苦萬分,因此書寫了很多泣血的回憶。流亡文學因此成為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個著名的現象。在中國骯髒的女牢備受煎熬之時,我曾經蜷縮在獄牆一角,閱讀托爾斯泰的名著《戰爭與和平》。書中的主人公彼埃爾說:「沒有一種生活,人在其中,是完全自由和幸福的;也沒有一種生活,人在其中,是完全不自由和不幸福的。」即使在監獄裡,我還可以不屈不撓地抗爭,在自己熟悉的語言文化中找到生命的價值。但一旦流落異國,我是永遠的離鄉背井,永遠的放逐者與邊緣人。也許我可以這樣概括:在流亡之前,我們被體制的牢籠所壓迫;在流亡之後,我們被自由的虛空所圍困。曾經在1948年的中東戰爭中成了難民的美國文學理論家薩伊德說過:「流亡想來有一種奇怪的吸引力,但體驗起來卻是可怕的。它是強行在人類與其原居地、在自我與其真正的家園之間的一道難以彌合的裂縫:其根本性的悲哀是永遠不能克服的。」(上)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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