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引言：歷史繪卷三十多年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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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我無意中走上從政之路。隨著從政時間的拉長以及體驗的加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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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作為黨外運動的一個工作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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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我內心一直在問：台灣近代史和台灣現代史是否能夠有效連結？如果將1890年代出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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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以蔣渭水為代表的一代稱為祖父輩的第一代；則1920年代出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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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以李登輝為代表的一代可稱為父執輩的第二代；而1950年代出生的戰後黨外世代，便可稱為第三代。第一代創造了黃金十年；第二代經歷了悲愴年代；第三代則在歷史長期的冬眠狀態中，逐步從歷史的冬天甦醒，走向歷史的春天。悲愴年代將台灣近代史和台灣現代史阻隔了，造成歷史的不連續，這就好像有些傷口的氣血堵住了，以致血液無法正常流通一樣，因此，必須打通阻絕歷史連結的任督二脈，打通悲愴年代所造成的歷史隔絕，三代百年台灣歷史才能夠有效連結，並得以順暢發展。從歷史長河的角度言，悲愴年代的歷史沉澱時間並不算很長，加上悲愴年代在現實政治所具有的敏感性和爭議性，放眼現狀，似乎很難有一家之言，可以「獨尊儒術，罷黜百家」。我曾是第一代歷史的記錄者之一；本身長期是第三代的黨外工作者之一；在問政過程上，曾不斷為台灣史能走上學術殿堂而努力，也曾在國會殿堂上，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作見證（總質詢稿文長10萬字，附件多達21件），由於與台灣歷史有這種不解之緣的背景，我一直在探索，也不斷拷問自己：要如何面對這樣的局面？英國劍橋學派的「脈絡主義」(contextualism) ，其主旨在強調將單一歷史事件置於整體「脈絡」思考。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的悲愴年代，文學的呈現有如一面鏡子，一部攝影機，一張畫面。海明威小說的最大特色之一，便是代表著攝影機。如果能夠經由寫實的文學作品，來呈現此脈絡中的歷史場域、歷史畫面、歷史互動……應該會更像是一面鏡子，有助於對悲愴年代「剪不斷，理還亂」歷史的思考與梳理。兩年來，我與不少台灣研究領域學有專精的老幹新枝，有著深入的互動與交流，今天的研討會結構，代表這一共同努力的呈現。我也在這種結構邏輯下，生平第一次，結合歷史與文學，提出現階段我對悲愴年代的見解。我深深希望：經由大家的共同努力，能夠使悲愴年代的歷史繪卷，呈現出更清晰、更全面、更完整的面貌；更能夠為百年台灣歷史鋪展出有如〈清明上河圖〉般的不朽繪卷。二、悲愴年代大致地說，1920年代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，從1921年到1931年間，在「先覺者」的推動下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、台灣文化協會、台灣農民組合、新文化協會、台灣民眾黨、台灣工友總聯盟、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以及台灣共產黨，都先後或同時在台灣歷史舞台上登場。十年間，臺灣歷史上不僅出現第一個最大的農民團體、第一個最大的工會組織，也出現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政黨；「先覺者」經由這些抗日團體所舉辦的巡迴文化演講與大眾演講的啟發與深耕、以及所帶動的請願抗議的激勵與衝擊，台灣社會經歷一次史無前例的洗禮，「先覺者」共同創造了台灣歷史上的黃金十年。隨著蔣渭水大眾葬（1931年8月23日）譜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輓歌；隨著右翼法西斯勢力崛起，1931年，九一八事變爆發；1937年，盧溝橋事件爆發，中日走向全面戰爭。其後，隨著中日戰爭時間的拉長以及戰爭範圍的擴大，台灣的地位愈形重要，對台灣的加強控制也愈成為必要。盧溝橋事變前約一年，第十七任台灣總督小林躋造宣稱：皇民化、工業化、南進基地化為其「治台三原則」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的「玉音放送」，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；同年10月25日，陳儀以台灣行政長官的身分在台北公會堂（今中山堂）接受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簽署的投降命令受領證，陳儀宣稱：「從今天起，台灣及澎湖列島，已正式重.入中國版圖，所有一切土地、人民、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。」這項激動台灣人心的歷史時刻，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，就因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接收變成劫收，導致民心逆轉，人心思變，更在1947年2月爆發台灣歷史上最悲慟的二二八。1949年底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轉進台灣；1950年3月，蔣介石重行視事，再回任中華民國總統；但二二八之後的清鄉，以及緊隨其後的白色恐怖仍續進行，所以，從皇民化到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整肅的高峰階段，較寬鬆的算法，大約從1930年代中期到1950年代中期，二十年間；更嚴謹的算法，就如同比蔣渭水（1891年出生）世代小十六歲，又比王育德、邱永漢（均為1924年出生）世代大十七歲，且均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大（李登輝、彭明敏均出生於1923年，李登輝讀京都帝大，彭明敏讀東京帝大，但兩人均因戰爭關係，於戰後在台灣大學補完學分後畢業）的陳逸松（1907年出生）在其回憶錄中所說：「從日據末期的軍國主義戰爭風暴到光復後的二二八風暴，這1950年代的白色風暴算是第三波。1940年代的十年中，在時代的巨變中，有三波政治風暴席捲台灣，每一波都有許多台灣的進步菁英蒙難」。這巨變的十年，實為台灣近代史上最悲愴的年代。三、皇民化1936年9月，日本政府任命海軍出身的大將小林躋造為台灣總督，小林躋造上任後即大力推動皇民化運動。同樣東京大學畢業、比王育德小八歲的黃昭堂，在《台灣總督府》一書這樣寫道：「當日本在與台灣人同一種族的中華民國作戰時，它對台灣人的動向有很大的危機情緒。為了使台灣人能幫助日本對抗中華民國，所以日本對台灣乃實行小林總督所說的『謀求皇國精神的徹底化，振興普通教育，糾正言語風俗，培養忠良帝國臣民之素質』。」皇民化比日本早期在台灣推動的同化政策更為強烈，為了使皇民化運動得以迅速推行，依《陳逸松回憶錄》及《台灣總督府》所述，1937年報紙漢文版被廢止，限制台語使用，推行「國語」（日本語）常用運動；進而廣及於日常生活上，禁止傳統的服飾、戲劇和音樂；信仰上，要求撤廢偶像、寺廟，強制參拜神社；廢止舊曆儀式；其目的即是「不論在精神上、形式上都與內地人絲毫沒有兩樣之後，始能稱為完全之日本化」。而皇民化運動實施的極致，就是改姓名，包括國語家庭。1.〈故鄉的戰事──改姓名〉被葉石濤評為「獨樹一幟的天才型作家」的呂赫若，光復後，不再用日文寫作，開始用中文寫作。在1946年2月，刊載於《政經報》的〈故鄉的戰事──改姓名〉短篇小說內，描述日本統治後期，隨著戰局不利，火車多被軍隊佔用，可供乘客搭的火車就很少了，因此上下車之間，乘客不免爭先恐後。有一次，看見月台上「一列差不多十數人的放課的小學生，靠著月台的最邊端，仍整齊地排列著等候」，當火車到站，旅客下車之際，「這些小學生並沒有起爭競，依舊規規矩矩排列等著」，忽然有一個排在後面「身材矮小的小學生」，拼命往前衝，進入車廂「悠悠占了空闊的坐席」，這時排隊依序進來的小學生齊聲喊罵起來：「後藤……你這混蛋……改姓名的」……後藤含笑回答說：「改姓名也可以」……「怎麼罵你改姓名！」「因為是假偽的，改姓名是假偽的」……「可不是嗎？排在後面的人就擅意走進先搭車，亂了排列順序這不是假偽？這不是改姓名？」這些小學生是拿「改姓名」這個名詞來做「假偽代名詞」，認為「改姓名」是假偽的。世人說，「小孩子是純真的，日本人聲聲句句總說台灣人改姓名是一視同仁」，但如果「連自家的小孩子都騙不著，怎樣能夠騙得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黃帝子孫呢？」2.〈月光光──光復以前〉1946年10月，呂赫若在〈月光光──光復以前〉短篇小說內，敘述在美機轟炸日緊下，莊玉秋八口家眷拼命找房子租，在郊外，碰到一個「房東是台灣人」，卻驕傲地說：「租你是可以，要有資格才行，家眷日常生活都說日本話，是純然的日本式的生活樣式，沒有這樣的資格就不行」。莊玉秋一家並非是「確確實實的國語家庭」，他的母親和三個最幼小孩都不會說日本話，整天被關在房間內，母親不免抱怨：「房東家啊，你不是日本人，你是明明白白的台灣人，為什麼不准人家說台灣話呢？」並向莊玉秋訴說：「我們是要在這永住的，像現在這樣，一也不可說台灣話，二也不可說台灣話，我們是台灣人，台灣人若老不可說台灣話，要怎樣過日子呢！……你若要繼續這樣的委屈就是同迫死我們祖孫一樣的呀！」面對母親的淚水，莊玉秋自思「何苦因為僅僅的住宿問題，就把從來很快樂的家人做一隻無罪的羔羊，替社會來贖罪呢？」……他把胸中的悲憤向房東發洩出來，並「恨那真害死人的皇民化運動」，……他乃和孩子們一起唱出「月光光」（台語歌），他們驚動了房東、鄰居，但莊玉秋卻「覺得痛快地把他的心頭包住了……他想，你們不成台灣人呀！台灣人來裝作日本人，來欺凌台灣人，真的是人嗎？」3.〈煮蛋〉與皇民化運動同時進行的，包括戰時動員體制，其中，開始徵用台灣人充當軍夫，珍珠港事變後，也實施小規模、試行式的台灣人志願兵制度。隨著戰局吃緊，戰時體制與皇民化都深深影響台灣人民的日常生活，1900年出生的吳濁流與1909年出生的張文環，到了皇民化階段，分別是四十多歲與三十多歲，他們都是歷史場域的見證者和體驗者，他們的小說也深刻留下他們的見證與體驗。張文環在〈滾地郎〉（即〈爬在地上的人〉）小說中，以陳久旺和陳啟敏串起的故事，真實而貼切的敘述皇民化、改姓名以及戰時體制對人民日常生活的衝擊，而最後的結局是，一輩子與土地結緣、只「祈求神明給我們平安而已」的陳啟敏，聽到林貴樹戰死的電報，「在女婿靈前暈倒斷了氣」，他的太太王秀英則一直唸著：「神啊！我們沒有理由被推進地獄、我們沒有理由被推進地獄」。吳濁流在其代表性的三本小說：《亞細亞的孤兒》、《無花果》、《台灣連翹》，對皇民化及戰時體制都有深刻的著墨，而他在後兩本書均提到的〈煮蛋〉一文，更是戰時經濟體制最生動的反映。由台北帝大農學部教授中村三八夫所寫的〈煮蛋〉一文，介紹由於實施統制經濟，蛋都「供出」到軍部去，絕大多數國民少有蛋的配額，孩子們沒有看到過，因而不知蛋為何物。有一天，母雞咯咯叫在找雞時，是要生蛋了，母親便向孩子說，母雞要生蛋了，生下來後煮蛋給你吃吧，孩子卻一直在問：煮蛋是什麼？母親便比手畫腳了老半天想讓孩子明白煮蛋是什麼。這篇諷刺性的上乘之作，也道盡戰時體制下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短缺，正如張文環在〈從山上望見的街燈〉（或稱為〈地平線的燈〉）所說，「時局已進入悲壯態勢」。4.「雨夜花」邱永漢是走過悲愴年代的台灣人，他的首篇小說〈濁水溪〉，從歷史角度言，是一幅悲愴年代的歷史性繪卷，是一部反應悲愴年代歷史場域的代表之作。在〈濁水溪〉裡，邱永漢以第一人稱述及「我」、「台灣」、「時代」發展的故事，並從皇民化開始談起。小時候，「我」讀日本人的小學校，五十人中，台灣人只三人，有一個學期被選為班長，但因為是台灣人關係，級任導師把「我」降為副班長。中學到台北讀台北一中，也是日本人占多數，感受到歧視待遇（軍訓成績單的分數總是五十九分，經打聽後，才知道台灣同學一律五十九分）。在鄉下，殖民地差別待遇太普通了：「日本人警察可領六成加給津貼，同時生活費幾乎是全免。米店免費供給食米，而且巡視市場一圈回來，豬肉、蔬菜都白白奉送。」考上台北高等學校時，總督府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，穿和服，改姓名，「短短期間內，製造了不大懂得日語的滑稽日本人」。「在高等學校聽歷史課的台灣人，幾乎都受過這種洗禮，那是要踏上＂反抗者＂之路的起點」。隨著時局緊張，南進基地的台灣成為日本「不移動的航空母艦」，逐漸將全島「要塞化」。為歡送美國人老師回國，同學們齊唱「雨夜花」──那甜美而哀怨的旋律，老早就受到台灣民眾的喜愛，當台灣人被日本當局徵用為「軍夫」後，有位日本人將此曲配上日文歌詞，改為「榮譽軍夫」歌；但當局愈推動，原來的歌詞「雨夜花」愈風靡全島，當局連忙禁唱此歌，「懷著被迫向同一祖先的大陸同胞對抗的台灣人的悲哀唱這首歌時，我們每位同學都感到心痛欲裂」。「我」大學讀東京帝大經濟學部，經學長劉德明推薦上德村教授的課，德村教授力主日華親善，日華攜手合作，才可能有大東亞共榮圈，但「我」問道：「如果照目前的情況繼續下去，中國大陸將變成第二個台灣」，如此「和平建國」將不可行，而「抗戰建國」更具有吸引力。德明父親是位醫師、基督徒，留學京都大學醫科，母親則為日本人，不免有人納悶，德明則自信回應說：「……難道今天有人懷疑鄭成功是漢人的象徵？」「我生下來就是台灣人，嚐到了民族的痛苦，恐怕今後仍必須繼續嚐受這份痛苦，我只有台灣人的意識，這樣就夠了。」(未完待續)(中時電子報)
黃煌雄》台灣的悲愴年代 ──從皇民化運動到二二八事件(二)
黃煌雄》台灣的悲愴年代 ──從皇民化運動到二二八事件(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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